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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禁大麻是因为健康危害,还是「鸦片亡国」的清朝观念?

提起大麻,许多人脑中浮现的或许就是「毒品」二字。而毒品之所以会是毒品,主要是因其容易成瘾,以及对人体的伤害性较大。然而,以具成瘾性、伤害性闻名的菸、酒却不在毒品之列。根据统计,全世界每年约有600万人因菸害而死、美国则是每天约有1,300人因菸害而死;2015年在美国因酒精导致肝病而死亡者有21,028人、与酒精相关(但排除意外与暴力事件)的死亡数有33,171人。

于此同时,因大麻而直接死亡的人数是零。大麻对人体的伤害性远小于菸、酒,与其他同样被列为毒品之物相比更是如此。

以和菸、酒及其他毒品的伤害性比较作为切入角度来观察,或许就会发现大麻被归类为二级毒品,似乎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规範方式;更遑论医疗用大麻的正面效益其实远大于其副作用。总的来说,大麻的解禁应是合理的做法。然而具体应该怎幺做,有非常多种手段,世界各地也都有着不同的开放措施。本文将基于除罪进而合法化的阶段概念,先针对大麻的除罪化提出一些讨论以及可行的办法。

大麻归类在安非他命所在的二级毒品,真的合理吗?

依现行法规範,大麻在毒品的分类上属于中枢神经迷幻剂,被列为第二级毒品,以其相关的刑责而言,贩卖、运输大麻等行为可说是重罪。即使是单纯的施用行为,虽然以观察勒戒或戒瘾治疗居多,却仍然有可能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然而一旦被划分为第三级毒品,单纯施用并没有刑事责任,仅会受到罚锾以及参与毒品危害讲习的处罚,而持有也必须达到20公克才会面临刑责。

由上述可知,在现行法之下,二级毒品与三级毒品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。而基于大麻的益处与副作用,本文认为将其列为极严重的二级毒品是有所争议的。同样为二级毒品者,有安非他命、甲基安非他命(冰毒)、MDMA(快乐丸)、美沙冬等药物,上瘾机率与对身体的残害程度皆高于大麻许多,施用者亦有可能死亡。其中,美沙冬虽然可做为海洛因戒瘾治疗的药物,但仍有数万人死于美沙冬中毒(此为美国1999至2011年之统计); 而第三级毒品中,列有俗称青发、红中、白板的药物,以及恶名昭彰的FM2,这些药物若服用过量,皆有可能致人于死。 另外也包含了虽然较没有直接致死危险,但负面效果极为强烈的K他命。换言之,无论与第二级毒品或第三级毒品做比较,皆能看出大麻被放在第二级毒品管制的规範,似乎并不妥当。

台湾禁大麻是因为健康危害,还是「鸦片亡国」的清朝观念? Photo Credit : REUTERS/达志影像

针对这样的规範,于2017年时,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曾发起「二级毒品『大麻』调降至三级毒品与开放管制医疗研究」之连署。通过连署门槛后,法务部在回应中表示,经过毒品审议委员会的决议,有鉴于大麻的「成瘾性」、「滥用趋势」、「对人体的危害性」等因素,按「国民一般认知」并不适合调降为第三级毒品。然本文认为,以「国民一般认知」作为反对理由之一并非妥适。既然以毒品审议委员会之地位去检视毒品的分级,即应站在相关专业的角度审慎评估,而非以如此不负责任的方式将分级的适切性推给空泛的国民认知;况且所谓国民认知之形成,主要也是因为法务部等政府机关的定调而来,如今却以此为推託之词,着实令人不以为然。

再者,正如前述之讨论,无论如何比较大麻与其他毒品的成瘾性与对人体的危害性,皆难以理解大麻必须被列为第二级毒品而无法降级之原因。而所谓滥用趋势,是指检验出的大麻施用人数。

按照法务部回应所依据的「台湾地区检验涉嫌毒品及管制药品案件之非尿液检体统计表」显示,自2007年至2016年1月,检验中有大麻反应者为1,057件,但同时检验出最多数量的,是属于第三级毒品的K他命(138,313件)。其他同列为第二级毒品的甲基安非他命(135,048件)、安非他命(4,851件)、MDMA(7,596件)的数据也都比大麻高出许多。由此观之,从法务部所持的统计来看,所谓大麻的「滥用趋势」也实在不算是个具有说服力的理由。

综上,本文认为将大麻列为第二级毒品管制,从各方面观察都是个错误的规制。在大麻仍被列为毒品管制的情况下,应予以降级,让施用者无须担负刑事责任、持有者也必须到达一定持有量方得处罚,藉此取得平衡。

台湾禁大麻是因为健康危害,还是「鸦片亡国」的清朝观念? Photo Credit: AP Photo/Andy Kuno/达志影像罚不罚「施用行为」,要先思考吸食者是被害者还是加害者

19世纪开始,当时的大英帝国将大量的鸦片输出至大清帝国,一时间鸦片馆林立。不分贫富与阶级地位,许多人都对鸦片上瘾,形成诸多社会问题。1839年两国因贸易问题发生战争,大清帝国战败而割地、赔款、开放通商,也因此开启了与他国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。鸦片可以说是揭露当时大清帝国腐败内在最重要的一项因素。同时在后来许多「中国人」的观念里,毒品就是害「中国」衰败的罪魁祸首。而继承了大清帝国的中华民国,视毒品有如洪水猛兽,欲以严刑峻罚对待之,也就不难想像了。而台湾也因为中华民国政权的治理而受到此种法制的影响。

现行刑法从立法时的元祖版本,即定有鸦片罪章,对製造、运输、贩卖、持有、吸食等行为皆有所规範,且刑责皆不轻。至1955年制定《戡乱时期肃清烟毒条例》时首次将大麻(当时称蔴烟)列入,製造、贩卖等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,吸食则为一至三年有期徒刑(1973年修法为戒瘾后再吸食者加重刑期至3分之2,三犯者处死刑)。之后1992年的《肃清烟毒条例》基本上维持同样的规定。而现行的《毒品危害防制条例》为1997年所初定,规範对象种类繁多,较符合现代社会毒品多样化的面貌,刑责也有所调整。製造、贩卖大麻可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,然仍属重罪。吸食则是维持1至3年有期徒刑。

台湾禁大麻是因为健康危害,还是「鸦片亡国」的清朝观念? Photo Credit:Unknown @Wiki CC BY 4.0

除了上述原因的影响,全球反毒策略因受到美国的影响,有好几十年的时间是以强硬态度面对毒品,台湾自然也无法自其中抽身。然而,与毒品相关之行为是否应予犯罪化,本就遭受到诸多质疑。而其中单纯的施用行为,更是除了自己没有其他被害人的自伤行为。就本文立场而言,处罚施用毒品的行为,用「维护民族健康」这种空泛的法益保护基础,仅是基于家长主义而忽视个人自主决定权的做法。

虽然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,部分毒品在施用后所导致的精神恍惚、情绪不稳定或具攻击性等特徵,与造成社会安全或其他个人法益的侵害间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。但这样的政策选择,所造成的影响就是矫治机构人满为患,超收成为常态。以2015年为例,毒品犯罪人佔所有收容人的40%左右,其中单纯施用毒品罪的比率更是高达70%左右。将施用者——也就是主要被害人——当成罪犯处理,不仅无法有效解决毒品问题,更会压缩到矫治犯罪的资源及成效。

综上所述,本文认为施用毒品对人体所造成的危害,应以治疗为主要因应措施;而药物滥用的现象,非一时一刻所能解决,应从社会结构、社群连结等面向循序渐进地改善。企图以立竿见影为目标来处理毒品问题,无异于引鸩止渴,亦与施用毒品寻求短暂的欢愉或麻痺并无二致,故本文赞同施用毒品除罪化。即使不论及所有毒品,单就吸食大麻而言,考量到大麻的成瘾性与危害性,不予处罚也是合理的政策选择。以现时状况来看,可先考虑将大麻将级成为三级毒品管制,使单纯吸食者不至面临刑事责任,往后再进一步地将大麻排除于毒品之列,改以像是菸、酒般的规範加以管理,或许更为妥适。

本篇文章由客座作者Phat Chiang《走出洞穴论大麻的解禁与合法使用》撷取并与MariWanna部落格共同编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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